《史记》载:赵人蔺相如带和氏璧去秦国换取城池,见秦王有诈,蔺相如“怒发上冲冠”,宁可将脑袋与宝玉一起在柱子上撞碎也要不辱使命,最终“完璧归赵”。回国后,蔺相如被拜为上卿,位在廉颇之右。廉颇扬言“必辱之”,相如听说后,“望见廉颇,引车避匿”。 面对强秦,蔺相如理直气壮地争辩,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,是为“不畏”。可面对廉颇的挑衅,却一再退让,貌似有所“畏”。二者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,其实并不矛盾。蔺相如前面的“不畏”是勇者不惧,后面的“畏”是顾全大局,前后都是为了国家利益。司马迁对此赞叹道:“相如一奋其气,威信敌国,退而让颇,名重太山,其处智勇,可谓兼之矣!” 可见,“畏”与“不畏”既对立又统一。处理好“畏”与“不畏”的关系,做出正确的取舍,考验着为官者的道德操守和气节风骨。 为官治政当有所“畏”。隋朝袁聿修为官五十余年,两袖清风。袁聿修曾以太常少卿身份巡察各地,老友邢邵派人送给他一些白绸作为礼物。袁聿修退还并修书一封:“瓜田李下,古人所慎,多言可畏,譬之防川。”这是敬畏人言、敬畏民心。正如古人所言:“凡善怕者,必身有所正,言有所规,行有所止,偶有逾矩,亦不出大格。” 为官治政当有所“不畏”。明朝于谦在英宗兵败土木堡被瓦剌俘虏的危局下,力排南迁之议,坚请固守,亲自督战,率师列阵北京九门外,力捍京师誓保社稷。这是不畏强敌、不畏艰难。正所谓:“疾风知劲草,板荡识诚臣”,危难关头、紧急时刻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忠诚和担当。 为官治政,“畏”与“不畏”缺一不可,有所“畏”是心存戒惧、行有所止,“不敢肆而德以成”。有所“不畏”是事不避难、义不逃责,“既以身许国家,许知己,惟鞠躬尽瘁而已,他复何言”。 邓小平曾在《共产党要接受监督》一文中说:“一怕党,二怕群众,三怕民主党派,总是好一些。”他又说:“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,敢于试验。”彭德怀有三怕:“怕言过其实,怕出名,怕老百姓骂娘”,可他对帝国主义又敢直言:几百年来,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,就能征服一块土地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。 知史可以鉴今。新时代的党员干部,当继承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风范,对党纪国法、对手中的权力、对肩上的责任、对人民群众,当心存敬畏,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。可面对困难和挑战,必须勇担当、善作为,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、不退让,“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、不怕鬼、不当软骨头的风骨、气节、胆魄”。(王洁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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